“贸易战”这一概念一般包括两种意思：一是用来比喻各国贸易往来中出现的严重摩擦，二是因贸易问题引起的动刀动枪的真实战争。前者很容易恶化为后者，历史上很多战争都是由贸易引起的。中国历史上的“贸易战”留给我们经验教训弥足珍贵。
之一：不能贸易只能抢
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好战，一是小岛之民，二是草原之民。岛上物产有限，不外出掠夺怎么生存与发展？草原虽然大，可是牧群吃了这片草，不可能明天后天就重新长出来，得驱赶到另外一片草原去放牧，怎么不引起战争？草原部落相互间争战，也不得不南下农耕地区。他们需要农耕地区的物产。如果有正常的商业来往，那么不论小岛还是草原，都可以公平地交换物资，和平地互通有无。问题在于贸易从来不是畅通无阻的。
台湾学者王明珂《华夏边缘——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》一书，专门考察羌族、西南少数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社会历史，其中评述：
由于气候干旱化，适于农牧的地带南移。黄土高原北方山岳地带人群因此畜养更多的动物，并不断地趋于移动化、武装化，并向南方入侵以争夺适于农牧之地，如此造成华北沿着后来的长城地带人群间资源竞争关系紧张……由于游牧是一种无法自足的经济生态，因而从此游牧与农业人群沿着长城展开绵延2000余年的资源竞争与维护之战。
白登之围耀武扬威的匈奴骑兵
他们甚至跟海盗一样以劫掠为业。《史记· 匈奴列传》说：“其俗，宽则随畜，因射猎禽兽为生业，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，其天性也。”宽指生活宽裕之时，急则指不宽裕，或者说生活窘迫之时。
台湾学者姚大中《姚著中国史》说：游牧地带“贵族们的消费欲望，与定居社会生产的奢侈品有过接触以后，便被刺激起来。相对方面，游牧经济自身生产而超过饱和点时，过剩的牲畜与毛、皮等也必须脱手，否则反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”。因此，“定居地带可以与草原隔绝，草原上的游牧社会却不能与农业定居社会切断联系，必须与之发生经济上的往来关系。也唯如此，使游牧社会对定居社会有显著的依存倾向，依存方式正常的途径便是贸易”。
世界历史学家们曾经困惑：游牧社会凭什么成为农业社会的强劲对手？谜底现已揭晓：游牧生产+ X = 发展，公式中X 表示对外贸易。
匈奴的商贸记录，最早可追溯到秦始皇时期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：乌氏倮是秦国最大的农场主兼外贸商人，他用畜产与南方交易丝织品，通过关系送给匈奴王，匈奴王偿还十倍价值的畜产。他的马牛多得像谷子一样，秦始皇破例让他跟文武大臣一起上朝参议国是。秦亡不久，匈奴与西汉的贸易就有模有样了。
汉匈和亲
汉文帝时期贾谊曾建言：“夫关市者，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，愿上遣使厚与之和，以不得已，许之大市。使者反，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，众而延之，关吏卒使足以自守。大每一关，屠沽者、卖饭食者、美臛炙膹者，每物各一二百人，则胡人着于长城下矣。”关市是关与市的合称，泛指边关的交易场所，大市则指城市交易市场。贾谊说他们狡猾，换言之就是精明有生意头脑，与中原的交易不仅满足自身的需求，还作转手的国际贸易。岑仲勉《隋唐史》说：“匈奴早已运用（北道）为转输华丝于西亚罗马之通途。”难怪他们“深求”！
汉地统治者出于政治考虑，并不想跟匈奴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，而匈奴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交易的商品，何况劫掠几乎可谓“无本生意”。姚大中说：在游牧社会，“贸易与掠夺，对于‘取得’的意义并无实质区别”。所以，他们在明知得依靠对外贸易才能谋发展的硬道理之后，还是难改劫掠的习性。对于他们而言，那公式当中的X，可以填“对外贸易”，也可以填“南下劫掠”，或者填“对汉朝贡”也无妨。
在冷兵器时代，游牧民族在军事方面占有天然的优势。统一六国的秦始皇、推翻强秦和消灭项羽的刘邦也无法战胜匈奴，西汉之初是真心想与之和平的，宁愿送美人、贡财物甚至出让些土地。
马邑之谋拉开汉朝出击匈奴序幕
《剑桥中国史》写道：“从前192 年至前135年，协议修订不下于九次。我们能够有确切把握断言，汉朝为每一次新协定付出了更高的代价”，“老上（单于）还成功地在和亲协定中引进了新的内容，即增加了有关边境贸易的条款”，但“有证据表明，比起缔结持久的和平以解决所有政治争端来，匈奴对建立与汉朝的贸易关系可能更感兴趣”，“很清楚，边境市场制度是匈奴强加于汉朝的”，却“没有迹象说明冒顿（单于）曾经表示愿意尊重中国的要求”，“匈奴和汉朝的关系一般是在贸易和战争之间交替出现”。
那么，在美人与厚利兼得的情况下，匈奴为什么还不肯放弃劫掠与战争呢？《汉书· 匈奴传》评论：匈奴单于连质子之生死都不顾，在于他们“侵掠所获，岁钜万计；而和亲赂遗，不过千金，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？”《哈佛中国史》也说：“中国人把这归因于胡人的不忠，但它确实反映了匈奴政权的本性”，“随着匈奴违背了一个又一个协议，中国朝廷中要求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”，才逼得汉武帝刘彻改变战略，对匈奴主动出击，千里追踪，大有剿灭之势。
对于游牧民族的生存条件与生活方式，汉人也表示理解与同情。明朝大臣王崇古说：“北虏散处漠北，人不耕织，地无他产，虏中锅釜针线之日用，须藉中国铸造，绸缎绢布之色衣，惟恃抢掠”，对于他们“瘦饿之形，穷困之态”，汉族“边人共怜之”。柏杨说：“中国人常大惑不解地责备他们不安于自己的乡土，但如果把位置调换一下的话，恐怕也免不了会有同样的行动。”
虽远必诛：汉朝远征万里之外的大宛
张骞出使大宛（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），带回一种马，跑得非常快，会流鲜血样的汗，因名“汗血宝马”。汉武帝刘彻非常喜欢，称之“天马”，命人特铸一匹金马，送到大宛换一匹“汗血宝马”，没想被拒绝。汉使生气，当场砸了金马，却暴露那铸马并非真金，大宛感到被戏弄，怒杀汉使。刘彻派兵讨伐，不想失败。第二年秋败兵回到敦煌，不过十之一二。
刘彻派兵拦在玉门关，严令：“有敢逃回来的，一律斩杀！”刘彻下更大决心，发囚徒、恶少及边骑6 万，不久又增发吏有罪者、亡命者、赘婿、商人、故有市籍（商人户籍）、父母有市籍、祖父母有市籍者为兵，浩浩荡荡再征大宛。汉兵不是吃素的，一路杀过去，途中阻挠的一旦攻克便屠城。到大宛城外，围攻40 余日。大宛抵挡不住，只得杀了国王降汉。汉军取“汗血宝马”数十匹及优良牝牡3000 余匹，又立曾经亲汉的贵人为大宛王，这才罢兵。
这并非孤例。《汉书》记载：
张骞言使大夏时，见蜀布、邛竹杖，问所从来，曰：“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，得蜀贾人市。”
汗血宝马
邛竹即罗汉竹，竹结较细，节间短而膨大，好像弥勒佛之肚，又好似叠起的罗汉，挺好看。大夏指中亚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古国，身毒国指古印度地区。刘彻一听邛竹杖又动心了，派人千里迢迢去采购，却为昆明国所阻，于是下令在长安仿滇池掘“昆明池”，以便练习水军，远征昆明国。昆明国为了垄断过境贸易，拼死抵抗。
汉军征战十余年，只打通从成都到洱海一段路，汉使仍不能越大理至保山一带，而只能通过当地部族、印度作中介与大夏商人间接贸易。“昆明池”在唐时就干涸为陆地，现已重现，在2018 年中国西北旅游会上入围“神奇西北100 景”榜单。我们到那儿游览观光别忘了一点：古代汉人也会为贸易而战的。
后来郑和下西洋也有类似的“强买强卖”，朱棣明确指示：遍历诸番国，宣天子诏，因给赐其君长，不服则以武慑之。弱小国如占城，吓得主动表示“愿纳国土，请吏治之”。下西洋中断几年，明宣宗朱瞻基见“外番多不来朝贡”，连忙又指示恢复。平心而论，中国人并非生来“落后挨打”。